中國古代政府將所征收財物(主要為糧食)經水路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組織和管理。水路不通處輔以陸運，多用車載(山路或用人畜馱運)，故又合稱“轉漕”、“漕輦”。
秦漢秦始皇攻匈奴時，從山東向北河(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)轉運糧食。攻南越時，令監祿鑿靈渠溝通湘江與西江水系運糧。楚漢相爭，蕭何將關中糧食轉漕前線以供軍食，對漢軍的勝利起了重大的保證作用。
西漢定都長安后，每年需從關東運輸大量谷物以滿足關中地區貴族、官吏和軍隊的需求，轉漕逐漸制度化。漢初，每年運量為幾十萬石。武帝初年，增到一百多萬石，以后又增到四百萬石。元封元年(前110)，根據桑弘羊的建議，令民納粟補吏、贖罪，各農官又多增產，政府掌握的糧食大增，漕運一度增到每年六百萬石，一般則仍保持在每年四百萬石左右。漕運用卒達六萬人。由各地護漕都尉管理，沿途縣令長也有兼領漕事的。漕糧則輸入大司農所屬的太倉。此外，在武帝連年用兵和開發西南時，對軍隊所需的糧食也都進行了費用浩大的轉漕運輸，甚至漕轉一石，沿途要耗費十余鐘糧食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。
漕轉關中，費用浩大，需時很長，動員人力很多，特別是漕船要經過黃河三門峽砥柱之險，糧食損耗很大。為此，西漢政府曾先后采取過多種改進辦法。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開通。武帝元光六年(前129)，根據大農鄭當時的建議，用三年時間，沿秦嶺北麓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人工運河漕渠，使潼關到長安的水路運輸的路程和時間大大縮短，運輸費用從而減少，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。這是漢代一項重要的水利工程。此外，宣帝時耿壽昌建議糴三輔、弘農、河東、上黨、太原之粟以供京師，這種做法，對縮短漕運路線，減少漕運壓力，避開砥柱之險，起了良好的作用。 東漢建都洛陽，從山東、河北、江淮等地轉漕糧食到京師，路程較近，又不需經過砥柱之險，改善了漕運困難的局面。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罷了護漕都尉。但此時漕運事業仍有一定的發展。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(公元48)在洛陽南修陽渠引洛水以為漕。明帝永平十二年(公元69)王景治河，自滎陽(今滎陽縣東北)到千乘(今山東高青高苑鎮北)?？?，筑堤修渠，使新莽始建國三年(公元11)黃河徙道后混流的黃河、汴河分流，便利了南來的漕糧自淮河入汴，北來的漕糧循河、洛而西，使京師糧食供應不憂匱乏。這是東漢漕運事業的最大成就。此外，如光武帝時王霸擊匈奴，曾從溫水(即漯余水，流經今北京北)漕運軍糧，安帝時虞詡為武都太守，在沮(今陜西略陽東)、下辯(今甘肅成縣西)間數十里燒石剪木開漕船道等，也都改善了各該地區糧食運輸緊張的狀況。
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后，轉漕問題就是運東方的糧食以實長安，從全局來看，最重要的轉運中心在中原，因此秦政府即建全國最大的糧倉——敖倉于成皋(今河南滎陽西五里)。西漢時東方的糧谷多從此西運，東漢時置敖倉官，屬河南尹管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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