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古代政府將所征收財物(主要為糧食)經水路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組織和管理。水路不通處輔以陸運,多用車載(山路或用人畜馱運),故又合稱“轉漕”、“漕輦”。
秦漢秦始皇攻匈奴時,從山東向北河(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)轉運糧食。攻南越時,令監祿鑿靈渠溝通湘江與西江水系運糧。楚漢相爭,蕭何將關中糧食轉漕前線以供軍食,對漢軍的勝利起了重大的保證作用。
西漢定都長安后,每年需從關東運輸大量谷物以滿足關中地區貴族、官吏和軍隊的需求,轉漕逐漸制度化。漢初,每年運量為幾十萬石。武帝初年,增到一百多萬石,以后又增到四百萬石。元封元年(前110),根據桑弘羊的建議,令民納粟補吏、贖罪,各農官又多增產,政府掌握的糧食大增,漕運一度增到每年六百萬石,一般則仍保持在每年四百萬石左右。漕運用卒達六萬人。由各地護漕都尉管理,沿途縣令長也有兼領漕事的。漕糧則輸入大司農所屬的太倉。此外,在武帝連年用兵和開發西南時,對軍隊所需的糧食也都進行了費用浩大的轉漕運輸,甚至漕轉一石,沿途要耗費十余鐘糧食,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。
漕轉關中,費用浩大,需時很長,動員人力很多,特別是漕船要經過黃河三門峽砥柱之險,糧食損耗很大。為此,西漢政府曾先后采取過多種改進辦法。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開通。武帝元光六年(前129),根據大農鄭當時的建議,用三年時間,沿秦嶺北麓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人工運河漕渠,使潼關到長安的水路運輸的路程和時間大大縮短,運輸費用從而減少,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。這是漢代一項重要的水利工程。此外,宣帝時耿壽昌建議糴三輔、弘農、河東、上黨、太原之粟以供京師,這種做法,對縮短漕運路線,減少漕運壓力,避開砥柱之險,起了良好的作用。 東漢建都洛陽,從山東、河北、江淮等地轉漕糧食到京師,路程較近,又不需經過砥柱之險,改善了漕運困難的局面。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罷了護漕都尉。但此時漕運事業仍有一定的發展。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(公元48)在洛陽南修陽渠引洛水以為漕。明帝永平十二年(公元69)王景治河,自滎陽(今滎陽縣東北)到千乘(今山東高青高苑鎮北)???,筑堤修渠,使新莽始建國三年(公元11)黃河徙道后混流的黃河、汴河分流,便利了南來的漕糧自淮河入汴,北來的漕糧循河、洛而西,使京師糧食供應不憂匱乏。這是東漢漕運事業的最大成就。此外,如光武帝時王霸擊匈奴,曾從溫水(即漯余水,流經今北京北)漕運軍糧,安帝時虞詡為武都太守,在沮(今陜西略陽東)、下辯(今甘肅成縣西)間數十里燒石剪木開漕船道等,也都改善了各該地區糧食運輸緊張的狀況。
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后,轉漕問題就是運東方的糧食以實長安,從全局來看,最重要的轉運中心在中原,因此秦政府即建全國最大的糧倉——敖倉于成皋(今河南滎陽西五里)。西漢時東方的糧谷多從此西運,東漢時置敖倉官,屬河南尹管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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